学而远行之----明代传说(二十八)（2/2）

事情还得从成化十二年（1476年）说起。这一年的七月，京师捕获“妖人”。有的说法说妖人名叫“李子龙”，借助宫内太监鲍石、郑忠的帮助进入内府，登万岁山观望，图谋不轨。

总之，妖人抓住后，皇帝派太监汪直在灰厂审讯此事，随后就干脆在灰厂新立了一个特务机关即西厂，由汪直提督厂事。汪直是很有点特务才能的，据说他能够化装成平民百姓往来于京城之间，“布衣小帽，时乘驴或骡，往来京城内外，人皆不之疑”。京城内外，大政小事、方言巷语，他都能一一向皇帝汇报。西厂正式成立后，汪直借用锦衣卫中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他的特务网络，据说“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西厂的特务人数，在当时比东厂要多出一倍。东厂的太监尚铭，也不得不俯首听命于汪直。

因此，西厂气焰非常嚣张，成立的当年就连兴大狱，逮捕了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明代各省的左、右布政使是从二品，品秩相当高。然而西厂却可以不经皇帝同意就擅自抄捕。

这种情形让当时的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忍无可忍。商辂向宪宗建议，撤销西厂，主要的理由就是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其疏还有这么几句话，可以让我们想见当时西厂对正常的政治秩序的破坏：“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孟森曾说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机关只是凌蔑贵显有力之家，尚未至得罪百姓。可是，《明史》中就提及汪直的西厂对于民间打架斗殴、鸡狗之类的小事，也处以极重的刑罚。

看来，商辂所说的“庶民不安于业”并非夸张。当然，皇帝有自己的看法。宪宗接到商辂的奏疏，说：“用一个宦官，哪里就至于这样呀？”但终于拗不过商辂的坚持，加上兵部尚书项忠也上书请求撤销西厂，因此，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西厂撤销，汪直回御马监办事。

但是，同年六月，商辂和项忠就先后被罢免，西厂又恢复了。这一恢复，就一直到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失宠以后撤销为止。总共计来，西厂在成化朝的历史上存在了五年零几个月。

成化朝的西厂，一方面是扩大了明代特务的职能与侦察范围，侦察的地点不限于都城、地方，而遍及南北边腹各地，这是此前的东厂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宪宗之设西厂，无疑加强了皇帝对于特务组织的偏爱心理。后来的武宗，也就是宪宗的孙子，就效仿他祖父的做法，非但重建西厂，又增设了内行厂。特务组织的存在，使原本属于厮役之流的旗尉，得以肆意**大臣，也算是明代的创举了。

三、传奉官。

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明史》对此的简要记载是：“二月庚子，始以内批授官。”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后果：

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他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宪宗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

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政府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政府运作中的冲突必然会因此而持续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