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九十八年 与国子之（2/2）

鲁隐公为何摄政？因为有周公旦辅成王的先例在，他既可以得一个好名声，又可以行使国君的权力，此利于他也。但当摄政日久，他迟迟不归还桓公君位，弊端便渐渐盖过了益处，又不能认识到他人，尤其是桓公一系之人对他的不满和厌恶愈发严重。这个时候，他本应该做一件利大于弊的事，要么还政于桓公，他可以像祖先周公旦一样成就美名；要么就下定决心铲除桓公和对他不满的人，这样做有着极大的风险，要冒着失败的可能发动政变，却也好过被杀的局面。依照隐公之事，可以得出，人占据着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宝器，要么尽早归还，免于杀身之祸，要么就永远不要让宝器的主人找上门来。什么都不做，那宝器终归是要离开你的，不免将会损失很多，甚至是一条性命。

晋国曲沃原本只是小宗，可曲沃的规模却超过了当时晋国的国都翼城，这原本不应该成为桓叔的封地，可晋昭侯不顾大夫的劝谏、礼乐的规制，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一件弊大于利的事。晋昭侯被弑之后，曲沃与翼城的矛盾已经放在了明面上。而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在这之后，直到曲沃武公完全吞并晋国，晋国国君虽然在力量上多次胜过曲沃，可每一次动乱都发生在翼城，斗争的关键也在翼城。从长远上来看，这是一件明显利于曲沃而有弊于翼城的事。晋国国君没有做出削弱曲沃的事或者做了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效果。强弱的局势就在这样的变化之下逆转了。人心、外援也都随之颠倒过来，正应了那句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下承平、动乱未明之时，道就是君位、名分，这不是真理，而是现实的选择。可当天下大乱，道是什么？做正确的事、做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事。

人不能做错误的决定，普通人做错误的决定，或许更多的是懊悔，影响很小，而身居高位的人，因为他们掌握权势，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影响一个国家，甚至波及子孙后代。那么面对前人留下的错误，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家国的危害便是第一位。人总会为情感、道德、习惯所困顿，在其位又会为名分、礼法所制约。人多会贪图一时之利而弃长远之利，盖因一时之利易得而长远之利难得，人性如此，庸碌、怯弱本是常态。得一时之利，成一时之事，积一时之弊，为后人留祸。人能解决他人留下的错误，也能解决自己做出的错误，这是能力的问题，如果连能力都有了问题，那么在其位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人几乎不可能解决错误的自己。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晋襄公之时，狐氏与赵氏相争，等到襄公去世，灵公年幼，狐氏拥立公子乐，赵氏拥立公子雍。赵盾和狐射故分别做了一件事，杀了一个人。赵盾派人杀了公子乐，让狐氏的计划落空，虽然危险又容易落人口实，却在权力的真空期除去了自己的最大威胁。不得不说，赵盾的才情、胆略，让他在每一次的危机面前，都能成为最后的屹立者。甚至是后来赵穿杀了晋灵公，回到晋国的赵盾也没有处置赵穿，这对晋国来说是一件危害极大的事情，为卿族专权晋国埋下了伏笔。但对于赵氏、赵盾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利益。反观狐射故，在面对赵盾已经处于劣势的时候，他没有想着如何化解赵氏的威胁，却将从前的仇人阳处父杀了。杀公子乐无罪，杀阳处父有错，狐射故远远不如赵盾，即便是这样，依然没有做一件有利于自己、有利于狐氏的事情。阳处父之性命无足轻重，晋襄公当初为什么听信阳处父，已不能深究。狐氏与赵氏相争到底对晋国有利有弊？也不能够论证了。因为狐射故根本不能称之为赵盾的对手。可他做的事情却让整个狐氏覆灭。在这个时候，所谓的利弊实在是不足以再来论谈这个事情，天才与庸才，差距大到如此地步，人的认识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之上。相对庸碌之人自以为有利的事情，其实已经是愚蠢了。到了这种程度，能力的不足，已经凸显出人性的孱了。

笔者透过史书看历史故事，能从利弊、人性、道理来给所有人讲，可这只不过是笔者从两千年后的角度来剖析而已。这很简单，因为两千年来的人已经为我们总结了无数遍的道理。能力、认知、性格，才是身处局中之人能够决定命运的东西。

身处其中的人会不会考虑利弊、考虑人性、考虑先人或总结或未总结的道理呢？人们总说史书上出现的每一个名字，都是我们高不可攀的存在。这话没错，他们都可以称之为贤能之士，比我们绝大多数人受的教育要更加严苛，经历的事情更加多，享受的荣誉与成就更加辉煌，受过的挫折更加艰难。难道行事不会考虑利弊吗?难道不知人不己吗？关键在于有的人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有的人能透过表象看得更深，更有的人能够直接看到事物的本质。我们如今可以随意地讨论一场叛乱、一场斗争、一场交战，可在浩荡的历史之中，绝大多数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发生，等到几乎尘埃落定，才能明白过来残酷的现实。他们是蠢笨吗？他们只是不如人而已。不如人不是缺点，却要承受相应的代价。

正如笔者在最开始说的那样，从来只有人配不上权力，几乎没有人会放弃权力。同样的，没有人会讨厌成功，只是不如人而已。

原本笔者只是想要讨论一下燕王哙在这场荒唐的让国行为中的所思所行，思绪飞扬了一下，便有了这显得杂乱繁多的如何看待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