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人力资本：供给结构的转折性变化（2/2）

上述五个标准中，标准1和标准5与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直接相关，是在转折点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的结果，也是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最直接的标准，234是辅助判断标准［日］南亮进著，关权译，《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日本经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但由于理论模型是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得到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高度抽象化的，而实际情况往往比理论复杂得多，此外也可能存在数据上的缺陷，所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识别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对于判断拐点的到来非常重要。刘易斯（1972）曾指出“模型所需要的条件是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零边际生产率并不是必要条件”，因此，我们认为刘易斯模型转折点最本质的特征是劳动供给弹性发生了变化，其他如实际工资上升、工资差距变化、边际产出变化都是辅助性判断标准。因此，下文将主要基于标准345判断中国是否以及何时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

2008年以后农民工工资水平快速增长且与城镇职工差距开始缩小，符合刘易斯转折点的典型特征

刘易斯转折点的一个很重要标志是真实工资水平开始快速上升（标准3）。在最初的刘易斯模型中，并没有区分是转移劳动力还是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因为两者是相同的，但实际上转移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工资有显著差别，因此我们主要考虑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变化。卢锋（2012）对1979～2010年农民工工资水平进行了细致的甄别和估计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1979—2010”，《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但该文的最终数据是采用多种数据源的简单平均，因此很大程度上受不同来源数据的波动影响，考虑到自1995年以后即有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全国调查数据，数据年限符合本研究需要（绝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在2004年及以后），而且农调队数据具有标准统一、代表性和覆盖面强的特点，因此本研究采用农调队的农民工工资数据进行分析。2001年，全国平均农民工月工资为644元，到2004年提高到780元，2007年提高到1060元，到2012年达到2290元。考虑到价格因素，用CPI和GDP缩减指数平减后的工资水平同样显示出快速上升趋势。例如，用CPI平减的工资水平在2000年时为130.4元（1978年不变价），2004年为171.1元，2007年和2012年分别为214.7元和395元。

从实际工资增长趋势判断我国大约在2008年进入刘易斯转折点。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有企业改革影响，农民工工资跌至1990年的最低点，此后工资水平有所回升，但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实际工资并没有上涨，2001年是实际工资的一个较低点，此后2001～2007年间，工资水平开始持续增长，平均每年增长6.6%（用CPI指数缩减，而从2008年起，农民工工资提高速度明显加快，2008～2012年间工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14.4%，是2001～2007年间年均增速的两倍多，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现大量返乡农民工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水平仍然持续上涨，这符合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时工资水平较快增长的特征。

2001～2007年期间农民工工资水平持续较快增长，是不少研究判断2004年前后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依据，但这一论据的可信性值得商榷。一是因为相对于GDP增速而言，这一时期工资增长速度仍然缓慢，且2004年实际工资增速与前后年份相比也没有显著的变化；二是因为这一时期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自2003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出台“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依法签约保障农民工收入”、“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落实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等方面的文件和规定，这些文件从最初的“意见”、“暂行办法”，逐步落实成为规范的制度措施并在现实中实施和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另外这一时期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等支持农业发展也提高了农村地区的保留工资水平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也就是说2001～2007年间的工资增长至少有一部分是制度因素引起的，并不完全是由劳动力供给短缺引起的内生变化。

从农民工工资与城镇职工工资差距的变化（标准4）也可以得出2008年是转折点的结论。2000～2008年间，城镇职工与农民工工资水平一直持续增大，2000年时两者相差55元，到2004年增加到390元，2008年时为873元，工资差距占农民工工资的比重也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大的过程，从2000年的8.6%上升到2008年的72.4%。但自2009年起，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差距开始缩小，2011年时降到了48.6%。按照南亮进给出的标准4，超过刘易斯转折点以后，非熟练劳动力与熟练劳动力之间工资差别的扩大趋势往往会停止并开始缩小，因此从工资差距的变化看，2008年符合刘易斯转折点的特征。

来自微观数据的证据显示了类似的变化

使用宏观数据的一个缺点是不能分离出由于个体原因导致的工资增长，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受教育程度、年龄或工作经验等的影响。因此使用微观数据进行分析能得到更为可靠的结论。不少研究也都曾基于微观数据对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进行判断，例如张晓波等（2009）采用甘肃省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忙和农闲时期工资的变化，张晓波等，“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王晓兵（2012）采用对中国6省60个村的两轮调查数据，分析农村非农就业变化和外出务工与自营工商业的收入差距变化等，其他还有戈雷和孟昕（2012），奈特、邓典恒和李实（2012），葛苏勤和杨涛（2012）都采用了微观数据分析工资变化等。这三篇文章均收录于蔡昉、杨涛、黄益平主编的《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但这些研究所采用的微观数据大多只到2007年或2008年，如果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真如总体工资数据显示的那样，在2008年前后才到来的话，那么这些研究都只覆盖了转折点到来之前的数据，显然是非常不够的。

本研究则主要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简称CHNS）的数据进行分析。该数据是对城镇和农村家庭成员进行调研的数据，包括了家庭成员的工资收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重要变量，在研究中已经被广泛使用。该数据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它覆盖的年份到2011年，因而能分析2008年以后的情形。在回归中使用的CHNS数据共包括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和2011年9个调查年份。

我们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比较城市样本和农民工样本的年份效应，也就是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工资的变量以后，城镇和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变化情况。从年份效应看，农民工的工资在2004年以后出现了快速增长，2004～2011年工资年份效应的增长速度高达14.8%。但也可以看到同期城镇劳动力工资出现了更快的增长，2004年、2006年、2009年和2011年，城镇劳动力工资中的年份效应分别比农民工高256元、376元、690元和678元，也就是说自2004年起，虽然农民工工资在快速增长，但与城镇劳动力的差距仍在扩大，直到2009年，两者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因此根据标准4，利用微观数据同样可以判断中国在2009年前后达到刘易斯转折点。

从供给弹性变化看刘易斯转折点发生在2006～2009年之间

通过CHNS数据同样可以测算农村非农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而且与宏观数据相比具有更加准确的优点，因为对农民工的总量估计本身就存在较大的误差。CHNS数据抽样采取每年替换一部分家庭，但保留一部分家庭的特点，因此样本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根据计算结果，自1997年以来非农劳动力的供给弹性为有限的正值，这同刘易斯转折点之前无限供给的假定有所区别，但考虑到实际经济中农村的生存工资水平即使在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情况下也会缓慢上升，即实际的供给弹性很可能是有限正值。1997～2009年期间供给弹性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在2006～2009年期间，更有突然大幅度减小的现象，这期间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因素，但即使在此后的2009～2011年间，供给弹性为0.88，也显著低于2004～2006年间1.62的水平，因此从劳动力供给弹性变化的角度看，中国也应该是于2006～2009年间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2006年以后“民工荒”和“招工难”现象向中西部地区蔓延也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重要标志

“民工荒”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并且还有进一步发展加重的趋势。起初，是模具工、数控机床车工等较高级技工短缺，后来是2003年的SARS造成家庭保姆和搬运工等较低级工人短缺，2004年中央开始实行对农村的“两减免、三补贴”（即减免农业税和除烟叶税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实行种粮直接补贴、购买农机具补贴和良种补贴）政策，农民务农积极性提高，民工短缺问题逐渐加重。在2005年春节，出现了在沿海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返乡过年后，大部分没有再回来的现象。2004年苏、浙、闽、粤等12个省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用人单位平均招工缺口比例为35％（陈承明、徐雪萌，2005）。短缺人员主要是青年普通工，特别是工资和福利待遇低、工作危险度高、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和体力支出大，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长的岗位（称为“低、差、大、长”岗位）。

自2006年开始，“民工荒”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蔓延，2007年已经较为严重。例如2006年安徽省的企业用工缺口达40万人，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羊绒企业2007年初用工缺口达2000多人。葛如江、马姝瑞，“热点关注：‘民工荒’向中西部扩散的背后”，新华网，2007年4月4日。劳动保障部专题调研组（2007）发现，六成以上的企业2006年春季用工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劳动保障部专题调研组（2007），“农村外出务工人员2006年就业情况和企业2007年春季用工需求调查分析”，劳动部网站。而50%的企业反映2007年春季招工“有一定困难”。因此从“民工荒”的表现看，2007年前后是“招工难”由局部地区扩散至全国的一个转折点。

综合上述分析，基于宏微观数据，以农民工实际工资变化、农民工工资与城镇职工工资差距的变化、供给弹性的变化、农村劳动力边际产品与制度工资比较等多个标准，本文认为，中国在2008年左右已经跨越刘易斯转折点。

大中专毕业生和受过职业教育人员成为新增人力资本的主体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是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跨越刘易斯转折点，新的转移模式正在形成，新增人力资本的主要源泉也正相应变化。

尽管已经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但目前我国农村仍有大约9000万的剩余劳动力

刘易斯在其二元理论模型中，认为剩余劳动力是指“劳动的边际产品为零或很低”，实际研究中，也有一些研究根据劳动的边际产品与农村平均收入水平的比较测算剩余劳动力（如Minami，2009），但由于测算农业生产函数本身就是一个间接方法，很难判断其准确程度；还有一些研究采用微观调查数据测算劳动力的转移意愿（如都阳、王美艳，2010），都阳、王美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估计及其含义”，《广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但多数研究仍然采用首先确定农业需要多少劳动力，再估计剩余劳动力的方法进行推算。

一些研究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很少，甚至不足三四千万人，这是判断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重要依据。但这些研究所定义的剩余劳动力只是年轻人（40岁以下）中的剩余劳动力，或者说是短期内可以外出的剩余劳动力。但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目前中国仍有2.6亿农业就业人员，而一般估计我国的农业需求劳动力数量应在1.7亿左右，胡鞍钢、马晓河、蔡昉分别给出了1.84亿、1.72亿、1.78亿的需求数量，考虑到技术进步因素，本研究设定为1.7亿人。因此，2012年中国仍然有约9000万的剩余劳动力，但其中40岁以下年轻劳动力数量，也即当期可转移劳动力数量应该远远低于9000万的规模。

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较，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时期我国农业就业人员比重显著大于农业增加值占比，这也说明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从东亚三个主要经济体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时的农业就业比重在32%～37%之间，而增加值比重在12%～17%之间，就业比重是增加值比重的2.1～2.7倍，而中国2008年时的农业就业比重为39.6%，就业比重是增加值比重的3.70倍。如果按照2.1的就业与增加值比重推算，2012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应仅为21.2%，农业从业人员为1.62亿人，也就是说农村尚有9900万的剩余劳动力，这与按照目前农村需要劳动力推算的9000万剩余劳动力的结果大致相当。

制度约束是造成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但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原因

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只要农村地区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就不会持续较快上升，也就是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剩余劳动力基本耗竭发生在同一时间。但中国存在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加上住房困难等原因，农民工很少能负担得起举家流动，大量农村劳动力只能在青壮年时到城镇工作，到年老时不得不返回农村地区。从而形成农村地区既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主要是中年以上劳动力，又由于难以转移而出现工资上升刘易斯转折点提前到来的现象。

劳动力转移呈现新模式，新增人力资本的主要来源结构有重要改变

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受城市部门较高的工资所吸引，按照托达罗（Todaro，1969）的模型，劳动力转移还要考虑在城市获得高工资的概率，即主要受期望工资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转移也一直遵循这一模式，即主要受较高的工资吸引，但根据目前农业劳动力的特征，这一模式即将有所转变。

虽然目前的剩余劳动力本身难以转移，但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2.58亿农业就业人员和33.6%的就业比重会保持不变，实际上这些剩余劳动力会以新的模式继续转移。改革开放至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表现为青壮年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和跨地区转移。但随着大多数青壮年已经外出转移，劳动力转移将呈现以如下两种模式为主的新模式。

第一，新增转移劳动力的主体会转变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目前我国已经普遍实行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入学率在2010年已经达到82.5%，这说明绝大多数新参加工作的劳动力都将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09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79.2%，到“十二五”末将提高到87%，到2020年提高到90%。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高中文化程度的毕业生中，只有20.2%从事农业部门的工作，大学专科和本科毕业生在农业部门工作的比重分别只有4.0%和1.2%。根据高等教育的升学率已经达到86.5%可以推算，至少90%的高中毕业生都将从事非农工作。调查发现，目前新参加工作的农村青少年中，很少会继续留在农村，绝大部分都将直接进入非农产业工作，成为转移劳动力的主体。例如南京农业大学钟甫宁（2010）对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和四川的调查发现，在农村人口中，16～25岁青年居住在农村（每年超过10个月）的比重仅25%左右，在所有年龄组中最低。也就是说，尽管目前以四五十岁人员为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本身不能继续转移，但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转移劳动力的主体会转变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

第二，中年劳动力的就近转移。由于目前尚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主要以转移难度较大的中年人和妇女为主，在现有条件下他们难以离土离乡实现转移就业，但随着我国部分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一部分不能远距离转移的劳动力可以实现就近转移。这种就近转移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地区，与以前以东部地区为主的就近转移模式也有差别。

转移数量不再主要取决于工资差距是新转移模式的重要特点。影响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有很大差别，对于中青年农村劳动力来说，通过外出打工增加收入是最重要的动力。李强（2003）发现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前五个因素分别是：1城市收入高；2外出见世面；3农村收入水平低，没有挣钱机会；4农村生活条件差；5农村缺乏好的发展机会。可见对于多数劳动力来说，增加收入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在新的转移模式下，即新增转移主体主要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劳动力的情况下，增加收入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因素。高颖（2008）发现，当前我国“第二代农民工”无论是学历还是技术水平都明显高于其父辈，获取高收入不再是新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最主要驱动力，开阔眼界、自由平等和个人发展机会是他们更为看重的因素高颖，“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供需变动及分析”，《人口研究》，2008年第9期。因此，在新的转移模式下，劳动力转移数量主要由人口特征，即每年新参加工作劳动力的数量决定，而与工资差距关系不大，或者说不管经济状况如何，每年新增非农劳动力的总量将较为固定，这将成为剩余劳动力新转移模式的重要特点。

随着劳动力转移模式的变化，就业难的表现形式也将发生根本变化。200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快速增长，2001年仅为103.6万人，2004年突破200万，2007年突破500万，2012年达624万人，大学生已经成为比普通工人更难就业的群体。曾湘泉，“科学发展 成果共享——2007年中国人力资源重大事件回顾”。可以预计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都将面临以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形式为主的就业压力。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自2010年以来，我国普通劳动力的就业形势出现了从供过于求到供不应求（招工难）的转折性变化。大中专毕业生近年来快速增长，正成为我国新增人力资本供应的主体，2013年大中专毕业生出现了就业困难的现象，但随着经济趋稳，同往年相比总体就业形势仍然较为稳定。

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增加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但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这一因素对中国人力资本增长的贡献正显著降低。根据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的多个典型特征，包括实际工资的增长、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变化、非农劳动力供给弹性的变化、劳动力由无限供应向有限剩余转变（民工荒和招工难现象），本文运用总体数据并结合CHNS至2011年的最新数据，发现我国在2006～2009年间，更准确地说是在2008年前后已经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的劳动力转移进入了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的新阶段。

我国农村仍然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将以大中专毕业生和受过职业培训的形式继续转移，成为新增人力资本供应的主体。根据对我国剩余劳动力的测算并对照国际经验，本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目前仍然有约9000万左右的剩余劳动力，因此我国属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情况下的刘易斯转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存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大量转移劳动力到了中老年时，无法在城市立足，不得不返回农村，另外大量中青年劳动力由于需要照看家庭等因素也无法转移，造成我国农村既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又难以转移的现象。他们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后参加非农工作，将成为未来农村人口向城市部门转移的主力。

新增人力资本构成的结构性变化对于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与劳动力禀赋适应，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普通劳动力工资可能进入快速上升时期，这对我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带来了重要挑战，因此需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以适应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但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我国也不能像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甚至主动放弃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要在加强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保持和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新变化，今后我国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难问题将大大减轻，而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将成为新的突出矛盾。而大量的大中专毕业生意味着大量低成本的高素质劳动力。因此，加快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充分发挥我国高技能、创新型人才数量大、成本低的特点，培育新的人力资源优势，对于我国应对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后的劳动力供应变化，继续保持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